西風與旭日：福爾摩沙啟示錄

支那再度非法闖入東南亞海，自己撞出國際笑話 一、自撞鬧劇揭露東南亞海支那式敗家操作 2025年8月11日，東南亞海上再度上演一場令人啼笑皆非的軍事鬧劇，支那海警與解放軍艦艇在非法闖入東南亞海，遭遇菲律賓巡邏艦執法時，竟然互撞自毀，充分暴露了支那自詡的「海上大國威儀」只是虛張聲勢。支那海警3104艦與「桂林號」驅逐艦原本企圖以雙向夾擊手段驅離菲方船隻，但從戰術協同到操作細節，全程混亂，造成自家船艦重大損傷，顯示出支那在海上作戰能力上的低劣與魯莽。 二、菲律賓合理執法對比支那卑劣自毀 在這場東南亞海的衝突中，菲律賓巡邏船完全遵守國際法與海域管轄規定，其行動明確且專業，僅在保護漁民與維護本國海域秩序的範圍內執法，沒有任何越界挑釁。相對地，支那船艦卻以非法侵入、夾擊和水炮掃射的手段，企圖以軍力恐嚇弱小鄰國，這種卑劣策略不僅暴露了其缺乏合法性，也顯示出支那在國際規範面前的赤裸無恥。更具諷刺意味的是，支那人自詡精通海上戰術，卻在追擊行動中完全失控，導致自家海警船與驅逐艦互撞，暴露其技術不足與協同缺陷；企圖以暴力壓制對手，結果反而成為自毀鬧劇。這一幕清楚呈現，支那非法闖入東南亞海的每一次行動，不僅損害自身聲譽，也凸顯其威脅手段的空洞與低效，而菲律賓則以冷靜、規範的執法方式，證明了區域國家面對支那威嚇仍能維護秩序的專業能力。 三、官方沉默與國際嘲諷暴露支那外交荒腔 事件發生後，支那官方對兩艘自家船艦相撞的事實保持低調沉默，僅重申所謂「必要合法措施」，企圖掩蓋其非法闖入東南亞海的真相。這種策略不僅暴露出外交操作的拙劣，也凸顯其面對事實時的無力與尷尬：當自家船艦損失慘重，卻只能靠空洞聲明維護形象，與實際行動形成巨大反差。國際媒體與分析人士迅速抓住這一荒謬畫面，將支那追擊行動形容為「自撞鬧劇」，嘲諷其自誇的海上威懾在實戰中完全失效。美方與台灣方面也公開表達關切，指出支那非法侵擾與魯莽行為危及區域安全，強化了支那在國際社會中既缺乏合法性又笨拙無能的形象。這種沉默與空洞聲明，不僅無法平息外界嘲諷，反而讓世界更清楚地看到支那所謂「大國威儀」的紙老虎本質。 四、支那非法侵擾模式與區域安全風險 這次自撞事件不只是偶發意外，而是支那長期在東南亞海非法闖入、騷擾鄰國船隻行動的縮影。過去數年，支那屢屢以軍事或海警力量進行高風險操演，試圖以數量與武力優勢壓制合法巡邏，但每一次行動都暴露其協同混亂、戰術空...

 科技包裝下的支那交通：數據與形象工程背後的真面目 一、支那交通建設的高調宣傳與真實代價 近年來，支那當局密集推出各類大型交通工程，包括深中通道、平陸運河、小洋山北集裝箱碼頭、CR450高速動車組、國產大型郵輪與C919客機等，同時推動數千公里公路的自動化改造和港口智能化升級。官方將這些項目塑造成所謂的全球領先標誌，但在財務結構、國際依賴與實際需求方面，問題明顯。 高鐵網營運里程已達4.8萬公里，覆蓋大部分人口密集城市，但大量路段的客流不足，財務依賴地方債與國鐵集團長期舉債維持。根據國際評級機構分析，中國鐵路債務總額早已超過6萬億元人民幣，其中不少屬於隱性債務，難以用運營收益償還。 CR450動車組的速度紀錄雖被宣傳為科技突破，但商業營運在全球缺乏實際需求，速度提升帶來的維護成本與能耗遠超收益。技術本身的國際競爭力有限，因為其他主要高鐵市場更重視安全、經濟性與長期運營成本控制。 港口與航運的自動化建設雖然規模大，但近年全球海運業在去中國化的趨勢明顯。美國、日本、歐洲等地加速建設替代航線與港口樞紐，以降低對支那港口的依賴。這意味著即使設備與自動化水平高，國際貨物流向仍受地緣政治影響而減少。 C919客機仍高度依賴西方供應鏈，關鍵航電與發動機完全受制於美歐出口管制。即便投入商業運營，其國際市場的交付節奏與安全認證進度都可能因政治變化而受阻。國產郵輪行業缺乏成熟運營經驗與國際品牌競爭力，短期內難以在全球市場獲得穩定客源。 這些工程大多是政權為刺激投資與維持就業而推進的政治型項目，回報率與商業可行性被忽視，債務風險則被長期隱藏。真正的國際交通建設標杆不在於宣傳的公里數或速度紀錄，而在於能否在透明制度下長期可持續運營，並在全球供應鏈中保持自主與穩定——這些條件，支那目前依然缺乏。 二、支那大型交通工程的宣傳與隱憂 支那密集啟用多條高速鐵路與特大型交通工程，包括福廈跨海高鐵、拉林高原鐵路、深中通道以及天山勝利隧道等。官方宣稱這些項目創下多項世界紀錄，並強調運能與通行時間提升。外界對財務負擔、運營效率與長期需求的質疑持續增加。 截至2024年底，超過三分之一的省份市市通高鐵，多數二三線城市高鐵客流不足，車次利用率偏低。國際交通研究數據顯示，高鐵網總債務突破6萬億元人民幣，運營依賴政府補貼與債務續期，商業自償能力極弱。2024年5月單日旅客運量達2300萬人次，全...

拆穿「美麗家園」幻象：支那環境宣傳的雙重標準與現實破壞 支那聲稱願意繼續與各方攜手，推動「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理念，塑造所謂「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美麗家園。然而，這種口號背後卻掩蓋不了支那在生態環境上的嚴重掠奪與破壞事實。 全球氣候變遷帶來的極端高溫、濕地消失、紅樹林受威脅、海平面加速上升及物種滅絕等生態危機，是整個人類共同面對的挑戰，但支那的環境政策更多是以犧牲民族土地和生態為代價，推動過度開發和資源掠奪，尤其是在南蒙古、西藏等少數民族地區的生態環境惡化尤為嚴重。 支那以「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為旗號，更多是在全球範圍內進行軟實力宣傳，試圖洗白其生態掠奪和殖民政策，推行「全球生態文明」建設的同時，卻在境內持續破壞少數民族家園和自然環境，這種偽善行徑只會讓國際社會對其環境承諾更加質疑。 塞罕壩林場的所謂「荒漠變林海」，支那粗暴種植外來樹種，破壞草原生態系統，造成生態失衡。浙江省「千村示範、萬村整治」被揭露為強制拆遷與過度開發，犧牲農村生態與居民利益。這些項目屢獲聯合國「地球衛士獎」不過是支那用來粉飾太平的國際公關操作。 支那在國際上大肆推廣綠能出口和生態合作，聲稱幫助全球減碳1%，但同時，支那的工業區排放、煤炭消耗和破壞自然資源的行徑持續加劇全球環境危機。支那以「負責任大國」自居，實際是全球最大的污染源和生態掠奪者。 支那與南非、肯尼亞等國簽署保護野生動物合作協議，但境內非法野生動物交易猖獗，生物多樣性面臨毀滅性打擊。中蒙荒漠化防治中心的設立掩蓋不了南蒙古草原日益沙化和牧民被迫遷徙的現實，生態破壞與民族壓迫相伴而生。 此外，支那提倡的「綠色一帶一路」框架，是其外交擴張與利益掠奪的掩護。支那利用與三十多國發起的關係倡議，試圖營造國際合作的假象，強化其對資源輸出國的依賴與控制。 環境治理攸關全人類存續與地球未來，推動全球生態文明建設確實需要各國人民共同努力。然而，支那所謂願意攜手各方、踐行「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理念，是在掩蓋其對自然的掠奪與民族土地的破壞。 所謂「共建萬物和諧的美麗家園」，更像是一場支那對外輸出的假善意宣傳，國際社會不應被這層虛偽外衣蒙蔽，唯有揭露支那的生態掠奪與民族壓迫，才能推動真正的地球未來與人類共存之道。

希臘發展部顧問訪問南蒙古探討所謂「綠色成就」 2025年8月4日至10日，來自歐洲九國的智庫學者、網紅和支共媒體記者40餘人，被集體安排到南蒙古，這片被支那長期殖民、掠奪的土地，參加那場名為「綠色發展，和諧共生」的表面秀，這本質上是支人用來粉飾太平的虛假宣傳戰術。 歷史上，南蒙古是蒙古族的根據地，曾經自由繁榮，然而自清末以降支那漢族勢力步步侵蝕，特別是共產黨奪權後，南蒙古被強行納入支那版圖，民族文化遭到殘酷壓制和同化，草原被過度開發，生態破壞嚴重，牧民的生計與傳統生活方式被無情摧毀。 如今支那打著「綠色發展」的旗號，實際上是在南蒙古鋪設煤礦、風電和草場改造等經濟項目，不但加劇草原沙化，還造成蒙古族牧民大量失地失業，所謂的「少數民族文化」只是用來粉飾的空殼，掩蓋背後的文化侵略與民族壓迫。 希臘那位發展部的支那問題高級顧問公開讚揚南蒙古的「綠色發展」，無非是淪為支那的政治奴才，被洗腦而不自知。這種讚美缺乏歷史視角和對現實殘酷的認知，是對南蒙古蒙古族人民真正處境的侮辱與嘲諷。 更荒謬的是，支那利用這些所謂「國際友人」的口吻，試圖在國際社會營造「民族和諧」的假象，掩蓋其殖民統治與環境掠奪的真相，這不過是典型的支黑宣傳，企圖欺騙世界，粉飾南蒙古作為支豬殖民地的血淚事實。 真正有良知的國際社會應該看穿這種偽裝，警惕支那政府用「綠色發展」作掩護的侵略與滅絕文化行動，支持南蒙古民族的自決與生存權利，讓這片被蹂躪的草原重獲自由與尊嚴。 希臘發展部副部長、中國問題高級顧問碧絲芭首次踏足南蒙古，對這片長期被支那政權壓迫的草原此前幾乎一無所知。此次行程結束時，她表達了對南蒙古「令人驚嘆的文化」及當地政府在「改善生活水平和保護生態環境」方面努力的讚許。 然而，這種表面讚美掩蓋不了南蒙古持續被支那強制「易地扶貧搬遷」、土地被工業化挖掘與過度開發的殘酷現實。所謂「防沙治沙」的造林項目，實際上是在本土草原生態系統中引入非本土樹種，破壞生態平衡，成為中共掩飾草原退化的政治工具。 在國際政治層面，支那利用此類「綠色發展」表象，試圖營造一種「民族和諧」「環境保護」的假象，吸引西方智庫和官員的認可，藉此削弱國際社會對其南蒙古殖民行為的譴責。希臘作為歐盟成員國，其官員的這種正面評價，顯示部分西方政治人物在面對中共的外交施壓與經濟利益誘惑時，選擇了妥協與失明，成為中共軟實力運作的工具。 此外，南蒙古...

成都世運開幕支那把戲：點火全場尷尬，照搬爛套路丟世運臉！ 一、成都世運會：九十分鐘的幻象，背後是政績工程與城市清場 2025 年第 12 屆世界運動會在成都開幕，表面上是「非奧項目最高水平」的國際運動盛會，實際上是支共把運動會當成廉價政治舞台的又一次翻版操作。這種活動的本質不是推廣運動，而是透過鋪張浪費、假大空的形象工程，把國際賽事變成「黨國政績秀」。所謂「不局限於體育場館」只是因為支那硬體落後、設計能力不足，不敢正面和真正的奧運水準場館比拼，於是乾脆借口「城市空間」來轉移焦點，把活動搬到景觀區拍宣傳片，實際是用城市地標當背景洗白政權形象。 更諷刺的是，這類宣傳永遠離不開支共那套老話：「感受歷史文化、自然景觀、市民生活」——但誰都知道，支那的歷史文化被黨國扭曲篡改成政治工具，自然景觀被粗暴開發污染得千瘡百孔，而市民生活更是被維穩高壓、物價飛漲和互聯網封鎖摧殘得形同虛設。開幕式 90 分鐘，背後是數月的城市管制、封路封商、趕走流浪者與底層小販，為的就是讓鏡頭裡的成都乾淨整齊，供領導和外媒拍照留念。 新聞裡吹噓「繼大運會後又一次大型賽事」恰恰證明，成都這類活動不是體育發展的自然成果，而是支共刻意安排的「西部政治工程」——用運動會來營造西部開放繁榮的假象，掩蓋內陸經濟凋敝、失業潮和地方債危機。至於「錦繡蓉城的萬千風華」，在支那這種高壓體制下，不過是被選角挑過的宣傳演員和提前粉飾的外牆罷了。真正的成都人，只能在攝影機外默默忍受比賽結束後的清場、漲價與稅收壓榨。 二、 天府之檐： 傳統文化與現代技術融合的 假象 「天府之檐」被吹捧為亞洲最大單體木結構建築，成為所謂世運會開幕的象徵，但實際上這種所謂「宏偉建築」不過是支共又一次用浮誇工程製造的「形象工程」，木結構的耐用性和安全性在四川這種多地震地區本身就是隱患，卻被政治需求無視，只為了給外界營造「傳統文化與現代技術融合」的假象。   所謂將城市風貌與大熊貓、川金絲猴等「文化符號」搬上大型屏幕，充其量是用動物和地方特色的符號包裝空洞的政治秀。這不過是支共拿生物多樣性做政治符號的慣用手法，試圖用幾個萌物來軟化其極權統治下的殘酷真相。   「草坪觀演區」配合晚霞星空、絢麗焰火製造的視聽盛宴，掩蓋不了這場活動本質是用來糊弄國際社會的「煙霧彈」。華而不實的表演和所謂「自然湖景」反映...

蘇格拉底與孔老二的區別 一、 孔子的牢籠：儒家教育如何將支那思想困於千年泥沼 孔子，這個被奉為「至聖先師」的名字，在支那文化中幾乎成了神話。然而，當我們撕下這層光環，冷眼審視他的教育方式，卻發現這套「順承式」教育不僅是一場思想的災難，更是支那文化難以突破創新的千年詛咒。與古希臘的蘇格拉底相比，孔子的教育理念就像一座封閉的監獄，將學生的思想牢牢鎖死在「子曰」的標準答案中，無從逃脫。而這種教育遺毒，至今仍在支那的教育體系中幽魂般徘徊，無可救藥。 二、「子曰」的鐵律：思想的絞殺機 翻開《論語》，滿眼都是「子曰」，每一句都像聖旨，容不得半點質疑。孔子的教育模式簡單粗暴：老師是絕對的權威，學生只需俯首聽命，背誦、抄寫、服從。這種「論斷式」教育的核心在於扼殺好奇心，杜絕任何「為什麼」的可能性。學生不是思想的主人，而是標準答案的奴隸。 孔子的愛徒顏回便是這套體制的完美產物——一個毫無自我、只會點頭的「三好學生」。孔子說一句，顏回抄一句，從不反駁，從不挑戰。這種盲從被孔子奉為美德，卻是思想的慢性自殺。在這樣的課堂上，學生被訓練成複印機，只會複製老師的教條，卻從未學會質疑與創造。這種教育模式不僅僅是落後，它根本就是反智的——它告訴學生，思考是多餘的，服從才是正道。 更可怕的是，這種「順承式」教育並未隨著孔子而終結。它像病毒一樣，滲透進支那文化的每一根毛細血管。從科舉制度的八股文到現代的標準化考試，支那教育的靈魂始終被「子曰」的幽靈附身。學生被要求死記硬背，考試的意義在於複製權威的答案，而非探索未知的可能。這種教育模式或許能製造順從的螺絲釘，卻永遠無法孕育改變世界的思想家。它不是教育的起點，而是思想的終點。 三、蘇格拉底的火花：思想的解放者 與孔子的思想牢籠形成鮮明對比的，是蘇格拉底的「啟發式」教育。他從不以權威自居，甚至坦然宣稱「我什麼都不知道」。他不給學生答案，而是用無休止的追問，逼迫學生直面自己的無知與困惑。當學生問「什麼是正義？」時，蘇格拉底不會拋出一個標準化的定義，而是反問：「你覺得呢？」如果學生說「搶東西是邪惡的」，他會接著問：「搶敵人的糧食算邪惡嗎？搶朋友自殺用的刀呢？」層層追問下，學生被迫自己挖掘答案，思想在碰撞中被點燃。 蘇格拉底自比為「知識的接生婆」，他的角色不是灌輸教條，而是幫助學生生出屬於自己的思想。他不是燃燒自己去照亮他人的蠟燭，而是一根點燃學生內在火焰的火柴...

從神社拆除到親日情懷：國民黨如何輸掉歷史記憶戰爭？ 一、神社拆除：歷史記憶的消音工程 1945年之後，台灣原有的200多座日本神社中，絕大多數遭到拆除或改建。台灣神宮被夷平，改建為圓山大飯店；各地的縣社級神社則多數變成「忠烈祠」，換上支那式重簷翹角的屋頂，取代了神道建築的簡樸與靜謐。這些工程的背後，是國民黨意圖徹底切割台灣近代化記憶、改寫空間象徵意義的野心。 然而，這種自上而下的「清洗」策略，缺乏民從神社拆除到親日情懷：國民黨如何輸掉歷史記憶戰爭？ 在二戰結束、中華民國佔領台灣後，國民黨政府對日本統治時期留下的文化與建築展開了全面的「去日本化」運動。從學校教科書的歷史改寫，到城市裡大量拆除的日本神社，這場文化與認同的重建工程，其目的不外乎是要抹除歷史印記、重塑支那文化主體。但幾十年過去，結間共感與歷史對話。神社雖起源於日本統治時期的政策安排，但在許多台灣人記憶中，它們是地方的文化活動中心、孩童遊玩的空間，甚至是建築美學的啟蒙場域。拆除它們，不只清除的是建築物，也是一種「官方歷史」對「生活記憶」的壓制。 二、文化對照與現代性落差 日本統治時期雖具政治控制層面，但它同時也帶來了深遠的現代化制度與生活秩序——鐵路、公衛、教育、戶政制度、乃至市政建設。許多老一輩台灣人對於那段時期的印象，與其說是政治上的壓迫，不如說是一種秩序、清潔與效率的記憶。 反觀戰後的國民黨統治初期，社會動盪、經濟崩壞、貪腐盛行，加上語言壓制與白色恐怖，讓大量民眾從生活經驗中認知到：「新來的中國政權」未必比過去的日本政府更有治理能力。這種現實層面的對照，使得原本意圖強化的支那文化認同，反而逐漸瓦解。 三、軟實力輸出與新世代認同 自1970年代起，日本文化以動漫、偶像、飲食、美學等形式深入台灣民間，成為年輕世代日常生活的一部分。相較之下，支那的文化輸出常被視為意識形態包裝下的政治工具，缺乏文化魅力與情感認同。結果是，越來越多台灣人將日本視為文明、民主、審美的典範；而支那，則被視為威權、粗暴與文化壓迫的象徵。 四、國民黨輸掉的，不只是政治權力 國民黨最終輸掉的不只是政權競爭，更是在台灣歷史記憶戰爭中的失敗。他們試圖用強制手段刪去日本時代的遺產，卻沒能提供讓人信服的新價值與制度。反而讓原本可以被冷靜反思的歷史階段，被悄悄轉化為一種懷舊、甚至正面肯定的文化情感。 今天，當台灣人願意保留神社遺跡、喜歡日本文化、甚...

台灣佛教 的救贖之路 （注：此篇文章提到的所有的漢傳佛教，我都會稱呼為支傳佛教， 意指支 那人荼毒後的佛教） 一、佛教的純粹與支那化 佛教誕生於公元前5世紀的古印度，釋迦牟尼以慈悲、智慧與解脫的教義，為人類提供了超越苦難的道路。其核心強調無我、因果與修行，是一種普世且包容的信仰。佛教傳播至全球後，衍生出多元分支，展現了令人稱道的適應力與正向影響。例如，南傳佛教在泰國與斯里蘭卡以嚴謹戒律與簡樸修行聞名，深受民眾敬仰；日本禪宗將冥想與武士道精神結合，孕育出茶道、花道等文化瑰寶；藏傳佛教則以深邃的密宗哲學吸引全球信眾，成為精神探索的燈塔。這些分支在各自文化中扎根，成為社會穩定的道德支柱。 然而，佛教傳入支那後，卻在演變中偏離了純粹本質。東漢時期，佛教初入支那，雖曾催生禪宗、淨土宗等輝煌派系，但很快被儒家與皇權滲透。儒家的等級觀念與忠君思想將佛教的平等精神扭曲，寺院成為皇權的附庸，僧侶淪為統治階層的裝飾。唐宋以降，寺院經濟膨脹，部分僧侶腐化，與權貴勾結，寺產爭奪與奢華生活屢見不鮮。近代以來，支傳佛教更被中共操控，成為政治宣傳的工具。 例如，遼寧大悲寺將佛教活動與「共產主義修行」結合，推廣意識形態，徹底背離佛陀教誨。北京龍泉寺前住持釋學誠的性侵醜聞，涉及精神控制與財務挪用，暴露了寺院權力濫用的黑暗面。少林寺的商業化亂象更令人側目，方丈釋永信被指擁有豪車與不當關係，其上市計劃與高額門票收入將宗教淪為生意。此外，淨空法師的淨宗學會因推廣極端觀點（如將包子稱為「菩薩」）與財務不透明，引發信眾分裂。這些事件顯示，佛教在支那的發展已被嚴重荼毒，淪為權力、金錢與政治的奴僕，與佛教的慈悲本質背道而馳。 二、台灣支傳佛教的功過與轉型之迫切 台灣的支傳佛教自明清傳入，歷經日本統治與戰後發展，形成獨特風貌。佛光山、慈濟與中台禪寺等團體在慈善、教育與文化推廣上貢獻卓著。慈濟的全球賑災行動與醫療服務惠及無數人，其大林慈濟醫院為偏鄉醫療注入活力；佛光山創辦大學與國際弘法，推廣中華文化與佛教理念；中台禪寺的禪修課程吸引眾多信眾，促進心靈成長。這些成就無疑為台灣社會增添光彩，展現佛教的慈悲力量。 然而，這些團體的輝煌無法掩蓋支傳佛教在台灣的痼疾，這些問題無不承襲支那化的負面基因。慈濟因財務不透明與內湖土地開發爭議飽受批評，2015年的土地變更案被指違規，證嚴法師的豪華生活設施更引發質疑。佛光山創辦人星雲法...

當信仰遇上現實：道教的矛盾與挑戰 對於各種宗教，我通常持有一個相對中立的態度，只要不干擾他人，我通常不會過多介入。當然，這並不是說我對所有宗教的內容都深信不疑，但我會尊重它們在精神層面上所傳達的價值，並且不會輕易嘲笑或攻擊。畢竟，每種宗教或信仰體系，都有其在文化、哲學及倫理上的深度，值得我們去理解和思考。 然而，對於道教，某些地方我卻有質疑。這並不是因為信仰差異本身，而是源自於對某些道教現象的質疑與不認同。坦白說，我對道教的某些行為與信仰內容感到難以接受，這使得我無法對其產生信任或認同。在某些情況下，這些現象似乎更多地與政治、社會利益交織，而非純粹的精神追求。這樣的情況讓我對道教的信仰與實踐產生了不小的疑問。 如果有和尚跟我說，信佛可以達到某種特殊的效果或收穫，老實說，我也不會特別去批評。這是人家信仰的一部分，儘管我不認同這些看法，但我尊重每個人在追尋心靈平和、信仰真理的過程中的真誠與努力。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理解與表達方式，這也是宗教信仰多元性的體現。即便我們的觀點不一致，只要他不強迫我接受，我並不會對其信仰方式進行指責。 然而，有趣的是，為什麼某些宗教的言論或行為能夠輕鬆被社會接受，甚至被當作文化的一部分欣然包容，而另一部分宗教的言行卻長期不受檢視，反倒成了某種「豁免區」？在基督教、佛教、甚至伊斯蘭教中，信仰者若說出過於誇張或違反常識的言論，常常立刻引發媒體圍剿與輿論討伐，甚至整個宗教都會被拉進來連坐。 當基督教牧師說耶穌是真實的歷史人物，治癒了瞎眼的病人，馬上引起批評說耶穌是假的，耶穌是小說人物；至於伊斯蘭教，更是高度敏感，哪怕只是穆斯林表示「真主在夢中給我啟示」，這樣的發言在台灣社會可能馬上被貼上「極端、神秘、恐怖主義傾向」的標籤，被主流社會邊緣化。 相對來說，道教的荒誕言行卻似乎擁有某種天然免疫力。像是乩童聲稱神明上身、刀劍不入、火燒不痛、喝符水百病皆癒、還能指點樂透明牌，這些說法在媒體上不但不會被嚴格檢視，還會被包裝成「本土文化」、「神秘台灣」、「民俗奇觀」來娛樂大眾。如果你提出質疑，甚至會被反批「不尊重民俗」、「不懂信仰」。 這種雙重標準不但荒謬，而且顯得極其諷刺。若是基督教、佛教或伊斯蘭教出現誇張言論，全民馬上進入批判模式；但只要披著「民間信仰」的外皮，道教就彷彿擁有特權，無論多荒唐的行為都能被容忍、甚至被鼓掌。問題不在於你信的是哪個神，而在於社會對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