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西化運動勢在必行

台灣西化運動勢在必行

一、台灣的閩南文化與客家文化應走向現代化與西方價值融合

台灣的各族群文化，數世紀以來以其豐富的歷史底蘊與多彩的生活風貌，共同編織出我們所珍愛的「台灣文化」。從閩南的歌仔戲、客家的山歌和原住民的舞蹈，從節慶的喧鬧到日常的倫常，這些文化承載了先民在這片土地上的堅韌與智慧。然而，我們必須坦誠面對，閩南與客家文化在歷史源流上，承襲自支那的傳統脈絡，長期浸染於某些根深蒂固的價值體系。這些價值在歷史上曾為社會提供某種秩序，卻也在威權時代被用以鞏固權力，壓抑了個人自由、民主精神與社會進步的可能。若不對這一文化根基進行深刻反思與革新，台灣文化的獨立性與現代性恐將難以真正確立。

真正的台灣文化，不應只是歷史的回響，而應是一一場兼具批判力與創造性的文化重塑。閩南與客家文化若要成為現代台灣文化的支柱，就必須超越其傳統框架，積極吸納源自西方文明的自由主義、人權理念與法治精神。這些價值，蘊含了對個人尊嚴與社會公義的追求，與西方信仰中強調的愛、平等與救贖精神遙相呼應，共同構成了現代社會的普世理想。唯有在這樣的融合與再創造中，閩南文化與客家文化才能掙脫過往的歷史羈絆，淬煉出屬於自己的自主性與前瞻性，成為一個既扎根本土、又能與全球對話的現代台灣文化。

二、西方勢力進入台灣後，帶來的先進文明

1. 荷蘭統治下的西化啟蒙與基督新教的引入

1624年，荷蘭東印度公司進駐台灣南部，建立起歐洲殖民政權的行政與宗教制度，開啟台灣歷史上首次大規模的西化歷程。與軍事與經濟擴張並行的是宗教與教育的傳播，基督新教作為荷蘭官方認可的宗教，被視為文化治理的重要工具。荷蘭傳教士不僅設立教堂傳道，更著重於教育事業的推展。他們創辦學校，推行母語聖經教育，並使用羅馬拼音為原住民族語書寫文字，成為台灣史上首次有系統的語言記錄工作。

這些舉措不僅讓當時的原住民獲得文字教育的機會，也象徵台灣社會首次接觸到來自西方的思想與知識體系。荷蘭傳教士所帶來的宗教儀式、道德價值與生活方式，也在潛移默化中形塑當地社群的觀念與習慣。這種以宗教為核心的文化啟蒙，實質上為台灣後來的教育普及與社會現代化奠定了基礎。

2. 西班牙統治時期的文化交流與基層建設

在1626年，西班牙勢力進入台灣北部（今日的新北市與基隆地區），開啟另一段由基督宗教推動的社會發展歷程。西班牙天主教傳教士多隸屬於方濟會與道明會，他們除了傳教，也在社區中積極投入醫療與社會服務。面對自然環境艱困、原住民疾病流行的挑戰，這些神父致力於改善當地民眾的生活條件，設立施醫施藥站，推廣公共衛生觀念，成為早期台灣醫療史的重要開端。

此外，他們也促進與原住民文化的接觸與理解，建立起一種跨文化交流的模式。教堂不僅是宗教儀式的場域，也是教育、救助與知識傳遞的中心。西班牙人在語言、藝術、音樂等方面的引入，使北台灣逐漸形成多元文化交融的格局。他們所推動的文化融合，在無形中打開了台灣面向世界的窗口，使地方社會逐步理解並接受外來知識與價值體系。

3. 基督宗教對台灣教育與醫療現代化的深遠影響

到了19世紀中葉，基督宗教隨著西方勢力的擴張再次深入台灣，這次則更具制度性與社會改革色彩。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即是加拿大籍長老教會牧師馬偕（George Leslie Mackay）。他於1872年抵達淡水，便積極推動教育與醫療的革新。他創立的「牛津學堂」（今真理大學前身）成為北台灣最早的西式教育機構之一，提倡科學、人文與神學並重的教學理念，顛覆了當時傳統的私塾教育體系。

在醫療方面，馬偕創辦了台灣第一間現代牙科診所，培訓本地助理，推廣公共衛生知識。他的巡迴醫療足跡遍及北部山區與偏鄉，真正實踐了知識分享與社會關懷的結合。他不只是傳教士，更是啟蒙者、改革者，象徵著宗教與社會進步的合一。許多當地人因他的影響而接受教育、脫離文盲，甚至成為早期本地的知識菁英與醫療人才，推動台灣社會的現代化進程。

馬偕並非個案。與他同時代的許多教會，也設立學校、醫院與孤兒院，對弱勢群體伸出援手，透過西方教育制度與醫療科技，引領台灣社會逐步接軌世界。這些制度性改變，不僅改善了民生條件，更在心態上催化了對自由、平等與人權等觀念的理解與追求，成為日後台灣走向民主的潛在基礎。

4. 基督宗教對台灣社會改革與人權自由的貢獻

自1945年二戰結束後，台灣社會進入重大轉型期，基督宗教團體，特別是天主教與基督教，開始更積極參與公共事務與社會運動，逐步成為社會正義與人權保障的堅實後盾。這些宗教機構與神職人員，往往在政府高壓統治、資訊封鎖與威權威脅之下，依然秉持信仰良知，選擇站在受壓迫者一方，為弱勢發聲，並喚醒社會對公義與自由的追求。

其中一個最具代表性的事件發生於1978年，當時年輕社運人士陳菊因協助傳遞政治犯名單及雷震文稿至海外，遭警總通緝。她藏匿於彰化埔心羅厝天主堂的修女院，當地神父秦化民與郭佳信不顧自身風險，提供庇護。郭佳信神父更主張：「保護受難者就是信仰的實踐」，此言深刻展現出宗教信仰與人道價值的結合。當局加強搜捕壓力時，他主動聯繫美國大使館尋求協助，展現其在危機中以信仰堅守人權原則的勇氣。雖然陳菊最終被捕，但由於國內外輿論壓力，她於不久後獲釋。

這一事件凸顯天主教神職人員在威權時代扮演的道德良心角色。他們不僅提供庇護，更透過教會系統與國際連結，將台灣的人權處境傳達至全球，促使國際社會對台灣民主化運動的關注與聲援。類似的例子在台灣各地教區中屢見不鮮，教會不再只是信仰的堡壘，更是社會公義的燈塔。

郭佳信神父於1979年被迫離開台灣，並遭政府長期禁止入境。直到1994年，在民主運動人士姚嘉文協助下，他終於得以重返台灣，象徵著宗教與民主精神的再度交會。2021年，歷史學者劉峰松公開肯定郭佳信神父當年庇護行動的重要性，並指出天主教在推動台灣民主化進程中所做出的結構性貢獻。

與此同時，台灣基督長老教會（Presbyterian Church in Taiwan）自1950年代以來，即積極關注政治與社會正義議題，是基督宗教在本地化與民主實踐中最為堅定的行動者之一。1977年8月16日，該教會發表震撼政壇的《人權宣言》，明確主張「台灣的將來應由台灣一千七百萬住民決定」，反映出對主權、自決與民主精神的堅持。此宣言不僅強調人權與鄉土為「上帝所賜」，更引用《聖經》詩篇八十五篇第十至十一節：「慈愛和誠實彼此相遇，公義和平安彼此相親」，強烈傳達出信仰與正義的整合觀。

這項宣言是戒嚴時代第一個全國性組織公開倡導台灣主體性的聲音，挑戰當時的威權體制。其影響持續延伸至後續民主化歷程，包括1985年發表的《對國是的建議》，以及1991年發表的《台灣主權獨立宣言》。後者主張應制定新憲法、組建新政府、建立以「台灣」為名的新國家，並申請加入聯合國，將宗教關懷進一步延伸至國際政治層面。

長老教會的系列宣言，無疑為台灣社會注入了一股以信仰為基礎、以人權為核心的政治倫理力量。他們在社會中不以權力為導向，而以良知為引領，不斷透過宣教、文告與行動，推動一個更自由、更公平的社會結構。 

三、西方先進文明所遇上的困境

西方基督宗教進入台灣後，雖帶來先進的文明理念、教育與醫療改革，其初期發展卻充滿波折。特別是天主教與長老教會在台灣的傳教歷程，遭遇了台灣社會的強烈抵制，卻意外在原住民群體中獲得認同。這種對比不僅凸顯了當時台灣社會的複雜性，也讓我們反思對外來文化的抗拒是否錯失了進步的契機。

1.天主教與長老教會的初期挑戰

16世紀末，天主教隨西班牙傳教士進入台灣北部，試圖在淡水與基隆建立據點。他們帶來聖經教義，並嘗試引入西方教育與慈善事業。然而，台灣社會對這一外來宗教充滿戒心。例如，1626年，淡水地區的住民因誤解傳教士的意圖，認為其宗教活動威脅地方秩序，聯合地方勢力驅逐傳教士，並焚毀其搭建的簡易教堂。1630年代，基隆的傳教活動同樣受挫，當地居民搶奪傳教士的物資，迫使其撤離。這些事件反映了台灣人對天主教的排斥，根源於對異文化的恐懼與不信任。

19世紀中葉，長老教會的傳教士如馬雅各（James Maxwell）來到南台灣，帶來現代醫學並創辦診所，試圖以實際行動贏得民心。然而，1865年，台南當地居民因誤解醫療行為，認為傳教士的藥物有毒，集結滋擾傳教站，迫使馬雅各暫時撤離。同年，高雄地區的住民因聽信謠言，指控長老教會傳教士意圖「迷惑人心」，發動抗議，甚至燒毀傳教士分發的宗教書冊。1870年代，長老教會在彰化設立教會時，再次遭遇地方仕紳的抵制，他們聯合鄉民阻撓建堂，理由是教堂建築「破壞風水」。

2.台灣人排斥與義和團的相似性

這種對基督宗教的敵視，與清國支那人的義和團運動有驚人的相似之處。義和團視西方宗教為文化入侵的象徵，訴諸暴力排外，例如，1900年攻擊北京的教堂與傳教士，非法殺害外國公使、拆鐵路毀電線、焚毀教堂以及盜竊教會幫助當地窮人的捐款。台灣社會雖未達義和團的激烈程度，卻也展現了相似的封閉心態。例如，1884年，台南再次發生反基督教事件，當地居民因不滿長老教會的傳教活動，圍攻教會並毀壞其財產。這些事件顯示，當時的台灣社會與義和團的排外情緒並無本質差異，皆源於對西方宗教的誤解與對自身文化的過度保護。

3.原住民的積極接納

與閩南客家社會對外來文化的相對抗拒形成鮮明對比，台灣原住民對基督宗教展現了積極的認同與開放態度。在傳統社會的壓迫下，原住民群體對基督教義中強調的平等、救贖與人性尊嚴產生深刻共鳴，將其視為提升精神與生活的契機。

例如，19世紀末，屏東的排灣族在長老教會傳教士的感召下，積極參與教會活動，將基督教的價值融入部落儀式，創造出獨具特色的信仰文化。與此同時，台東的阿美族在1870年代接觸天主教傳教士後，開始自發組織祈禱會，並在教會引導下建立小型教堂，改善部落的團結與生活條件。

1890年代，花蓮的太魯閣族因天主教傳教士的到來，接受洗禮，並以教會為中心推動衛生、教育與社區重建，展現了對新信仰的熱情擁抱。此外，20世紀初，宜蘭的泰雅族在長老教會與天主教的雙重影響下，逐漸將基督宗教的慈善精神融入部落互助傳統，形成兼具本土與現代性的社群文化。這些事例顯示，台灣原住民以開放的心態接納基督宗教，不僅將其作為精神寄託，更將其轉化為促進部落進步與自主性的動力。

四、儒釋道對台灣社會的影響

（註：文章中提到的支傳佛教，指的就是漢傳佛教，支傳就是支那人荼毒後的佛教）

儒釋道作為台灣文化的深層根基，塑造了社會價值與精神寄託，但其傳統框架在現代社會中日益顯現局限。儒家強調的長幼有序與權威服從，雖曾維繫社會秩序，卻壓抑個人自由與平等精神，常被權力者用以正當化控制，與現代人權理念相悖。道教的宮廟文化承載了民間信仰的活力，卻常淪為迷信依賴與地方權力的工具，與儒家倫理交織，強化命定論與家族結構，削弱理性與批判精神。

佛教在全球範圍內以智慧與慈悲著稱，在歷史上，支傳佛教傳入台灣後也有不少的貢獻，但卻也需要面對某些困境，那就是佛教在支那化後因受儒家及權力體系融合受到了不少負面的影響，為重獲現代意義，台灣佛教亟需轉型，剔除其與傳統權威糾葛，回歸內省與解脫的原始精神。

儒釋道的影響在台灣既是文化基石，亦是現代化的桎梏。相較之下，源自西方文明的自由主義與人權理念，結合西方信仰中的愛與平等精神，為個人尊嚴與社會公義提供了普世指引。當代台灣需從儒釋道中汲取智慧，同時超越其與威權、迷信的歷史包袱，擁抱開放、平等的價值，淬煉具自主性與前瞻性的現代文化。

1.儒教對台灣的影響

儒家思想對台灣社會發展的影響深遠，但它並非僅是東亞文化的一部分，也在多層次上對台灣的現代化進程形成了深刻的制約。儒學所提倡的倫理秩序、家庭價值與社會和諧表面上看似美德，實則往往成為壓制個人自由、阻礙社會創新和思想開放的隱形力量。儘管儒家思想在歷史上曾為社會帶來穩定與和諧，但它在現代化過程中的負面影響亦不容忽視，特別是在台灣這樣一個追求自由與多元發展的社會中。

儒家思想的歷史背景中，尤其是自漢武帝「獨尊儒術」以來，儒學便被各朝代的統治者視為維繫統治秩序的重要工具。其強調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倫理，固然在維護家庭和社會穩定方面有其作用，但同時也成為封建專制的基礎。這種思想模式強化了社會的上下級別與絕對服從，使得個體意識與自我主張無法發揮。20世紀中，蔣介石與朴正熙等威權領袖正是利用儒家思想中的忠孝觀念，對人民進行思想管制，壓制異見，維護專制政權的統治，這一歷史現象對台灣的民主化過程構成了極大挑戰。

儒家思想在台灣的影響，並未隨著民主化而迅速消退。國民政府自1949年遷台後，為了鞏固自身統治，不僅強制推行儒家倫理教育，還強化儒家文化在政府運作和公共生活中的地位。六零年代的文化復興運動便是一個例證，儒家經典被強行引入各大考試與學術領域，甚至成為國家公務員考試的必修內容。這種做法不僅使台灣社會的思想空間縮小，也阻礙了自由思想的萌芽，強化了對傳統權威的依賴。

儒家思想對台灣的影響並不僅限於政治與教育領域。在當代，儒家文化的殘餘仍然在許多方面制約著社會的進步，尤其是在性別角色、婚姻觀念及對現代人權問題的接受度上。傳統的性別觀念強調男主外女主內，這在現代社會中逐漸衝突於性別平等的價值觀。儘管台灣已於2018年通過同婚法案，顯示出在多元價值上取得一定突破，但儒家思想中根深蒂固的家庭與性別角色觀念依然深刻影響著社會的態度。對離婚的污名化、對LGBTQ群體的排斥，這些現象表明儒家倫理在某些層面仍阻礙著台灣在性別平等與人權上的進步。

更進一步，儒家思想對於科學技術與思想創新發展的抑制也是其顯著的問題之一。儒家學說強調的是經典的詮釋與道德訓誡，而非以科學與實證為基礎的知識探索。傳統的科舉制度將精英學子拘囿於儒家經典的研究，而忽略了對現代科技、實用知識的培養。這種封閉的知識體系，導致了支那及其周邊地區在近代科學發展上的滯後。儒家思想對科學與技術的漠視，直接導致了技術創新上的缺失，並造成了知識發展的停滯。

儒家思想是對科學與思想進步的全面壓制。歷史上，科舉制度將社會的精英引入儒家經典的泥潭，對科學與實用知識視而不見，導致支那數百年來在技術創新和知識發展上的停滯不前。蔡元培等進步知識分子早已指出，科舉制度和儒家思想將支那社會推向思想封閉的深淵，成為阻礙社會進步的最大障礙。

如今，支那在習近平領導下，積極推動所謂的「儒學復興」，這不僅是文化層面的回歸，更是在政治層面上加強對個人自由的控制與對社會秩序的規範。儒家思想被作為維護國家權威的工具，進一步壓制了公民社會的發展和人權的實踐。而在台灣，儘管我們已經擁有相對完善的民主體制，但儒家文化對社會的影響仍深深根植，這不僅限制了現代化的進程，也讓我們在某些領域的改革面臨了更大的挑戰。

即使在今日的亞洲，一些國家如韓國和新加坡，儒家思想仍然在某些領域發揮毒害作用。例如，研究顯示，在儒家影響深厚的社會，人們對於同性戀、離婚等現代人權議題的接受度低下，甚至有時出現嚴重的人權倒退現象。這些現象表明，儒家思想的倫理價值與現代社會的多元價值觀根本無法共存。

總的來看，儒家思想雖然在歷史上為東亞社會提供了穩定和秩序，但其對現代社會價值觀的適應性卻愈加顯現出其局限性。在推動台灣成為真正的自由民主社會的過程中，我們必須勇於面對儒家思想帶來的文化與思想束縛，進一步實現思想解放，並將更具現代性、多元性與包容性的價值觀融入社會發展。只有這樣，台灣才能真正擺脫過去的陰影，邁向一個更加開放、自由與進步的未來。

2.佛教在台灣的挑戰

從歷史角度觀察，佛教在多數地區的發展，普遍展現出對社會的正面影響，例如南傳佛教重視戒律與個人修行，強調苦集滅道的實踐，於東南亞多國成為穩定社會與培育內省精神的重要力量；藏傳佛教則深具哲學深度與慈悲關懷，強調眾生平等與智慧修行，在圖博乃至國際上都發展出強烈的文化認同與國際影響力。

然而，相較之下，支傳佛教的發展卻逐漸偏離佛教的核心精神。在支那歷史上，支傳佛教長期受到儒家思想的制約與扭曲，其原本強調出世解脫與覺悟的修行目標，逐漸轉變為講求孝道、倫理與報恩的儒化教條，變得愈發貼近世俗權力結構，成為順從社會秩序與強化家族倫理的工具。這種儒佛合流，使支傳佛教失去批判現實的精神力量，反而淪為穩定統治、壓抑個體意識的輔助角色。

這一問題在台灣的歷史發展中也顯而易見。尤其在國民黨威權時期，支傳佛教中的部分代表人物，與當權者關係密切，例如釋星雲法師與政府的合作不但引起爭議，也被視為佛教獨立性受損的象徵。在某些情況下，佛教變成政治權力的延伸，透過宗教語言與道德訓誡來緩和社會不滿、轉移對現實不公的關注。這種政教合流，使佛教原本作為對抗煩惱與苦難的宗教力量，反而成了延續壓迫與階級固化的工具。

更值得警惕的是，支傳佛教與儒教形成一種思想上的共生關係：兩者都強調階級秩序、家庭倫理與社會服從，從而共同鞏固一種僵化、威權的文化結構，阻礙了現代社會對自由、平等與多元價值的追求。這樣的支傳佛教，早已脫離了釋迦牟尼所倡導的智慧與慈悲，甚至在某些情況下，成了壓抑靈性成長與社會進步的負面力量。

儘管如此，我們也應該看到，佛教本身是一個強調慈悲與智慧的宗教。並非所有的佛教團體都應該與專制政權或不正當行為掛鈎。許多信徒和僧侶在宗教的教導下，依然堅持社會公義，並且在台灣社會的變革中，扮演了積極的角色。因此，我們應該呼籲佛教界內部進行反思與自我改進，積極與其他佛教派系合作，徹底轉型，將佛教與支那的連結斷開

總結來看，佛教在台灣的影響力不容忽視，然而它的發展與社會責任之間的矛盾也引起了不少思考。作為台灣社會的一部分，我們有必要討論如何在尊重宗教自由的同時，避免其被極端化或過度政治化，讓它真正回到以慈悲與智慧為核心的精神寄託，為社會帶來更多的正向影響。

3.道教在台灣的影響

道教在台灣的存在，對社會、文化和環境的影響不容忽視。儘管道教在歷史和文化中擁有深厚的根基，某些道教團體的行為，卻在一定程度上對現代社會秩序和環境造成了損害。道教的教義本應推崇和諧與道德修養，然而某些團體卻利用宗教信仰來進行詐騙，並在社會中製造不必要的混亂。

首先，某些道士和道教團體利用迷信和占卜手段，借助解決災難、改變命運等名義來剝削信徒的財富。這樣的行為不僅深刻傷害了信徒的信任，還對台灣社會的正義與公平構成了挑戰。信仰應該是引導人們向善和追求真理，而非成為不法分子謀取私利的工具。

此外，道教在歷史上的專制政權之間的聯繫，讓它在現代社會中備受質疑。在支那歷史上，歷代帝王往往透過封贈道士、設立國師制度，將道教納入政治體系，用以鞏固皇權與製造神聖性。這使得道教在歷史上不僅僅是宗教信仰，更是政治統治的一部分。

在台灣，這樣的傾向雖然表面上減弱，但在部分道教宮廟與統派政治勢力之間，依然存在合作與資源交換的情況。例如，有些大型宮廟在選舉期間會公然支持主張兩岸統一的候選人，或邀請親支政客出席宗教活動，以營造「神明背書」的政治印象。這種做法削弱了宗教的中立性，將信仰工具化為政治動員，甚至干預台灣民眾的民主選擇。

再如，部分宗教組織與支那官方機構建立交流平台，以「宗教文化交流」之名實行統戰策略，這不僅模糊了宗教與政治的界線，也可能在潛移默化中影響台灣的主權認知與國家意識。這樣的現象，讓人不得不反思：宗教是否仍在履行其原初的精神功能，還是已經變質為政治勢力操控輿論與人心的工具。

環境問題是道教活動的另一個關注點。許多道教的祭祀儀式，如燒金紙、燃香等，對空氣質量造成了極大的污染。這些活動釋放的有毒物質和大量的煙霧不僅影響了周圍居民的健康，也對自然環境造成了持久的傷害。這種習俗的持續存在，對社會和環境的可持續發展構成了挑戰。再者，祭祀活動的噪音污染，像是放鞭炮和敲鑼打鼓，對周圍居民的生活質量帶來了不小的困擾，這些問題不容忽視。

此外，某些道教宮廟成為了黑道勢力的庇護所。這些宮廟不僅掩蓋了非法活動，還成為犯罪的溫床。這使得道教活動與犯罪行為產生了不良的聯繫，進一步加劇了社會的不安和不穩定。雖然不是所有道教宮廟都存在這樣的問題，但這樣的現象依然是社會需要重視的問題。

五、全面西化：台灣的未來方向

西方的價值觀與宗教體系帶來了關於人權、自由和平等的思想，這些價值觀在台灣社會的發展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尤其是對於推動現代教育和醫療體系的建立。台灣的原住民群體，通過基督宗教的影響，逐漸走向了現代化的道路，這也顯示出基督宗教能夠幫助社會脫離傳統的束縛，並促進個人的自由與發展。

對比之下，儒家思想和某些傳統宗教，如道教，往往強調順從與接受命運，這種思維模式可能限制了社會變革與個人創新的可能性。西方宗教強調個人選擇、自由意志與人類平等，這些現代價值與台灣當前的發展需求高度契合。因此，西方宗教與西方思想的引入，對台灣的進步和社會發展具有積極意義。

雖然有些人可能會將西方宗教與「自我殖民」相提並論，認為接受西方思想會失去文化自主性，但從全球化的角度來看，台灣的發展並非只是文化上的模仿，而是建立在尊重普世價值的基礎上。這樣的價值觀不僅能夠提升台灣的國際地位，還能加強台灣在民主、自由、人權等方面的競爭力。

總結來看，台灣的現代化發展需要面對許多內外挑戰，西方宗教及其所代表的西方價值觀，作為促進社會進步的力量，無疑是台灣未來發展中一個值得重視的方向。台灣應該積極吸納現代文明的精華，推動全面的社會改革，這樣才能在全球化的浪潮中保持其獨特性並持續發展。

六、台灣文化的轉型：閩南文化與客家文化的現代化與西方宗教的影響

台灣正處於文化轉型的關鍵時刻，面臨是否繼續保持閩南文化與客家文化中的儒釋道傳統，還是擁抱西方宗教與西方現代價值觀。這不僅關係到文化的延續，也影響台灣未來的社會發展。

儒家、佛教、道教等傳統思想曾深刻影響台灣的社會與文化結構，但隨著時代的進步，這些觀念有時會成為社會發展的障礙。儒教、道教與支傳佛教的交織，有時讓人們難以突破傳統枷鎖，無法進行創新與變革。

因此，台灣的文化未來需要一場深刻的轉型，通過吸納西方文化和宗教的自由、平等和愛的價值觀，注入新的活力。西方宗教強調的個人自由、愛與關懷，與台灣現代化發展中的普世價值相契合，能為台灣文化的進步提供重要支撐。

閩南和客家文化擁有豐富的歷史與情感聯繫，但面對現代化的需求，需要進行反思與調整。透過與西方文化的融合，台灣可以創造一個更加開放、多元的文化氛圍，推動社會的自由與進步。

1.支那文明的延續：從儒釋道看閩南與客家文化的本質

當我們談論閩南文化和客家文化時，必須直面一個難以回避的事實：這兩種文化本質上是對岸支那文化，儒釋道傳統不僅僅是其中的構成要素，更是一種與支那政權相互依存的思想體系。儒家思想數千年來作為統治工具，強調三綱五常，強化階級分化，讓民眾屈服於威權的支配。道教的迷信與神鬼崇拜，則進一步通過精神層面控制民心，讓人們甘於命運的安排。至於佛教，則在支那人的荼毒下，也走上了一個與其他佛教派系不同的道路。

即便是進入現代，這些思想本質並未發生變化，它們與台灣過去的國民黨政府及當前的共產黨勢力保持著某種深層的聯繫，成為了統治與操控社會的工具。台灣在國民黨統治期間，儒釋道的價值觀深深根植於社會結構中，並且極大地制約了台灣的自由發展與現代化進程。

因此，若閩南文化和客家文化依舊執著於這些過時的傳統，那麼它們本質上還是支那文化，無法脫離過去的陰影，永遠無法實現真正屬於台灣的文化認同。要走出困境，這些文化就必須進行徹底的革新，擺脫儒釋道思想的束縛，擁抱更加自由與現代的價值觀。

2.閩南文化與客家文化的重生：西化與基督化的融合

若我們能夠徹底摒棄傳統的束縛，讓閩南與客家文化融合西方現代思想與信仰，便可以成為真正的台灣文化。基督教與天主教在台灣的發展，不僅引入了現代化的思想，還積極參與並推動台灣的民主與人權運動，成為台灣人民對抗威權體制的精神支柱。當國民黨或是支那專制政權壓迫台灣人民時，正是這些宗教力量站出來，捍衛自由與尊嚴。因此，西方宗教所代表的現代文明思想，顯然比儒釋道的傳統更加符合當代社會的需求，並且能為台灣帶來更深遠的影響。

西方文化和宗教的力量，能夠為閩南文化和客家文化注入新的生命。就如台語一樣，在歷史的發展中，台語融入了荷蘭、葡萄牙、西班牙語、日語和原住民語等外來者的語言影響，成為今日獨特的台灣語言，而不是支那方言。這是一個文化再造的過程。當閩南文化與客家文化擺脫儒釋道的束縛，融合西方宗教與思想，將會像台語那樣，變成真正屬於台灣的獨特文化，展現出台灣這片土地的深厚特色與獨立精神，而原住民在歷史進程中也選擇了這樣的道路，可以看到許多原住民信仰基督宗教並且將西方先進文化融入了他們的文化裡。

3.西化與台灣人民的正義之路

在歷史長河中，儒釋道這三大傳統思想體系，雖各有宗教或哲學上的貢獻，但不可否認的是，它們在實踐層面經常與政治權力結合，成為維護專制統治的工具。儒家強調階級倫理與秩序，使其在帝制社會中成為鞏固君主權力的理論支柱；道教則因其民間信仰與神祇體系，容易被地方勢力與統治者用來控制基層民眾；佛教在支那化後，也逐漸偏向於順從與逃避現實，未能真正挑戰壓迫體制。

進入近現代，這些傳統宗教思想仍未完全擺脫其與權力合流的習性。在國民黨威權統治台灣的時期，不少地方宗教勢力與政治、甚至黑道相互倚靠，形成複雜的利益網絡，使宗教空間變成政治與社會控制的一環。

相較之下，西方宗教在台灣的角色往往更為積極進步。特別是在黨國體制下，許多教會成為保護言論自由、人權與民主的避風港，支持本土化與台灣主體意識的建立。部分神父、牧師與神職人員更以實際行動參與社會運動，為弱勢發聲，成為民間社會的重要支柱。

這樣的對比顯示出一個關鍵差異：西方宗教強調個體的尊嚴與自由，主張人人在上帝面前平等；而傳統儒釋道文化中，則常見對秩序的服從與對權威的強調。在邁向自由民主與現代化的道路上，台灣或許更需要這種以人為本、強調公義與良知的精神作為文化更新的基礎。

七、去中化不是終點，而是文化重塑的起點

近年來，台灣社會不斷推動「去中化」，但若僅止於表層的語言替換或教材修正，效果終究有限。真正深層的文化轉型，應該是一場徹底的文化再造。換句話說，台灣不僅需要「去中化」，更需要一場有意識的文化轉型，從價值觀與信仰體系上徹底脫離傳統支那文化的束縛。

如果閩南文化與客家文化繼續與儒釋道緊密交織，那麼它們就難以脫離舊有體系的陰影。台灣應當思考的是：這些文化是否能夠與現代價值對話？是否願意重新建構，與普世價值接軌，並透過西方文化與宗教中強調的自由、平等、尊嚴與理性，賦予它們新的生命？

當我們談文化根基，不應只是守著歷史遺產不放，而是要思考這些根基是否還適合當代的民主社會。如果一種文化成為壓抑創新與人權的藉口，那就必須誠實面對、重新定義其價值。

文化多元固然重要，但多元不是縱容停滯或容忍壓迫價值的理由。台灣若要真正走出自己的路，就需要勇敢地讓傳統文化經歷蛻變與更新，在保留本土特色的同時，也融入世界共享的核心理念。

就像原住民他們接受了西方先進的思想，靠的就是西方宗教帶來的文化重塑。台灣如果真的想要「脫支」，就得嘗試學學原住民的精神，徹底擁抱西方價值觀與宗教體系

八、文化轉型的矛盾：拒絕西方價值的困境

在台灣的社會中，我們面對一個極其矛盾的現實：百分之九十的台灣人仍是「華人」，文化上也與傳統的儒釋道思想密切相關，但這些思想體系在歷史上曾與專制統治深度結合，對個人自由與社會進步構成了限制。儘管如此，許多台灣人對西方文化與宗教所承載的自由、人權、平等等核心價值，依然抱持著保留態度甚至排斥。這樣的現象不禁讓人思考：當代台灣人在文化發展上究竟追求的是延續還是轉型？是延續一套曾經協助維持威權體制的文化傳統，還是擁抱一種能夠深化民主與尊重個體的價值體系？這不禁讓人質疑，台灣人到底在追求什麼？

這些傳統文化，儒教的階級倫理、道教的神秘信仰、佛教在支那化後的樣貌，在歷史上常與威權統治共生。它們曾為專制政權提供精神正當性，壓抑個人自由與思想解放。即便如此，許多台灣人仍將這些文化視為不可動搖的「根」，卻對西方文化中強調的民主、人權與理性價值抱持保留態度。

然而，我們今天所依賴的民主制度、法治觀念與科技基礎，其實都是源自西方啟蒙思想與宗教所承載的倫理精神。如果我們樂於使用西方的制度與技術，卻在文化層面拒絕這些價值的內化，這不就是一種文化上的矛盾與自我設限嗎？

這種矛盾，或許源於長期以來對文化侵略的歷史記憶。但我們也應思考，當台灣早已具備選擇文化方向的自主性時，是否應重新審視這些過去被視為「固有」的文化，並以現代觀點評估其是否仍適合未來的台灣？

九、西化與價值重建：重新定義台灣文化

與其說台灣需要「文化淨化」，不如說台灣需要一場文化的重建與更新。我們不必完全拋棄過去的文化元素，但必須清楚哪些傳統有助於自由社會的發展，哪些則可能成為阻礙。

與儒釋道傳統相比，西方文化與宗教提供的是一種更強調個人價值、社會責任與倫理自覺的精神內涵。這些價值觀在推動台灣民主化的歷程中早已發揮過關鍵作用，例如許多早期的人權運動與社會改革皆受到基督教團體支持。

因此，真正屬於台灣的文化，應該是融合土地上的歷史經驗，並吸收全球普世價值的產物。我們不該恐懼文化的改變，反而應該勇於主導它、重塑它，讓文化真正服務於人的尊嚴與自由，而非成為新的思想枷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