餵給台灣孩子儒家毒藥的台灣老師們
餵給台灣孩子儒家毒藥的台灣老師們
一、台灣老師教導孩子「吃人的禮教」
在當代台灣,文言文在教育中的角色引發了廣泛爭議,文言文承載了數千年的歷史與價值觀,但其在現代教育中的必要性卻屢屢受到質疑。批評者認為,文言文所傳達的儒家思想與現代社會的價值觀存在斷層,甚至可能成為束縛學生思維的「吃人禮教」。
魯迅在《狂人日記》中尖銳地批判了傳統文化中「仁義道德」的虛偽,指出其背後隱藏的「吃人」本質。這一觀點不僅適用於百年前的支那,也為今日台灣的教育改革提供了深刻的反思。文言文教育是否真的有助於培養學生的批判性思維與現代素養?還是僅僅讓學生陷入對過時教條的盲目崇拜?本文將深入探討文言文教育的問題,並從歷史、現實與比較視角進行分析,探討其在台灣教育中的定位。
1.文言文教育的歷史背景與儒家思想的影響
文言文作為古代漢語的書面語言,以儒家思想為核心。從《論語》、《孟子》到唐宋八大家的作品,文言文不僅是知識分子交流的工具,也是傳播儒家價值觀的媒介。儒家強調的「禮義廉恥」、「孝悌忠信」等理念,塑造了東亞社會的不正常的倫理結構,這些價值觀在歷史實踐中卻屢屢暴露出其局限性與虛偽性。正如魯迅在《狂人日記》中所揭示的,儒家文化表面上宣揚仁義,實際上卻掩蓋了階級壓迫、性別歧視與思想控制的現實。
隨著台灣社會的民主化與全球化,儒家思想的某些面向與現代價值觀產生了衝突。例如,儒家強調的「長幼有序」與當代提倡的平等精神相悖,而「君臣義理」則與民主政治的公民意識格格不入。在這樣的背景下,文言文教育是否仍能適應現代台灣的需求,成為一個亟待解答的問題。
2.文言文教育的現實挑戰:空洞的教條與學習負擔
在當前的台灣教育體系中,文言文佔據了國語文課程的顯著比例。從國小到高中,學生需要熟讀《三字經》、《唐詩三百首》、《古文觀止》等經典文本,並背誦大量的篇章,不知不覺的荼毒了我們的後代
更嚴重的問題在於,文言文教育可能潛移默化地灌輸了不合時宜的價值觀。例如,《詩經》中的某些篇章強調女性的順從與貞潔,如「女子無才便是德」的觀念,與當代性別平等的理念背道而馳。儘管教師可能試圖以現代視角詮釋這些文本,但學生在反覆接觸這些內容時,仍可能內化某些落後的觀念。
3.西方文學與文言文對台灣的影響
相較於文言文的教學,西方文學在全球教育中的應用或許能提供一些啟發。西方文學教育同樣重視經典文本,如莎士比亞的劇作、荷馬的《伊里亞德》與《奧德賽》,但其教學方式更注重引導學生進行批判性思考與跨時代對話。例如,在學習莎士比亞的《哈姆雷特》時,學生不僅需要理解劇中的語言與情節,還會被要求分析哈姆雷特的心理困境、權力鬥爭的現代意義,甚至將其與當代社會問題聯繫起來。這種教學方式強調文本的開放性與多義性,鼓勵學生質疑權威、挑戰傳統。
反觀台灣的文言文教育,卻往往停留在對文本的表面解讀與道德灌輸。例如,《論語》中「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常被用來教導學生勤學苦練的重要性,但教師很少引導學生質疑孔子思想的局限性,或是探討其在現代教育中的適用性。這種單向的教學方式限制了學生的思維空間,也使得文言文教育與現代社會的多元價值觀脫節。相比之下,西方文學教育的開放性與批判性或許能為台灣的文言文教學提供借鑑。
面對文言文教育的種種問題,台灣社會需要認真思考其未來的方向。支那古詩文所強調的「禮義廉恥」,千百年來的實踐證明,這些價值觀在實際生活中往往難以落實。相對於西方文學的生動真實,我們是否應該重新考慮文言文在現代教育中的定位,甚至考慮其是否應該完全廢除,以避免對台灣教育體系造成不必要的負擔和阻礙?
二、古典文學的殞地:支那詩文的虛偽與西方文學的深邃對比
1.支那古典文學的虛偽面紗
支那古典文學,表面上以「詩詞歌賦」包裝出一派高雅的文化景象,實則是一座建立在虛偽與奴性之上的空中樓閣。這些作品所頌揚的「禮義廉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不過是統治階級用以維繫權力、壓迫底層的意識形態工具。儒家思想將個人綑綁於僵化的倫理框架,迫使民眾在屈辱與愚昧中苟活,卻仍要歌頌這些虛假的道德教條。
正如魯迅所批判的「吃人」禮教,支那文學中的道德高調往往掩蓋了社會的殞地:農民被剝削至死、女性被「三從四德」壓迫、士人因「忠君」觀念而淪為奴才。
例如,《詩經·碩人》以華麗辭藻描繪貴族女性的美貌,卻無視底層女性的悲慘命運;李白的《將進酒》雖豪放不羈,卻難掩其對封建體制的妥協與無奈。這些文人,多數是在貶官失意後才敢隱晦地批判權力,在位時卻卑躬屈膝,寫下阿諛奉承的讚歌。他們的詩文不過是怯懦靈魂的呻吟,缺乏對人性與社會的深刻反思,與其說是文學,不如說是奴性文化的產物。
2.西方文學的深邃與人性探索
相較之下,西方文學以其對人性、自由與正義的深刻探索,展現了截然不同的精神高度。維克多·雨果的《悲慘世界》通過冉·阿讓與芳婷等角色的命運,揭示了社會不公與制度壓迫對人性的摧殞。雨果不僅批判了19世紀法國的階級分化與司法不公,還通過冉·阿讓的救贖之旅,展現了人性在絕境中的光輝與掙扎。這部作品不僅是對當時社會的寫照,也對人類未來的進步提出了深刻的質疑與期望,激勵讀者反思社會正義的實現路徑。
但丁的《神曲》則以地獄、煉獄和天堂的壯闊結構,探索了人類靈魂的道德與救贖問題。通過對罪人、悔改者與聖徒的描繪,但丁不僅展現了中世紀宗教的倫理觀,更以象徵手法挑戰了人類對善惡、自由意志與神聖秩序的理解。例如,地獄中烏戈利諾的悲劇揭示了背叛與絕望的極端人性,而天堂中對神的終極追求則象徵了人類對真理與超越的渴望。《神曲》以其哲學深度與文學想像,成為超越時代的經典。
莎士比亞的十四行詩集同樣以其細膩的情感與對人性複雜性的洞察,展現了文學的永恒魅力。如第18首「Shall I compare thee to a summer’s day?」不僅讚美愛情與美的永恆,也通過對時間與衰敗的反思,揭示了人類存在的脆弱與尊嚴。莎士比亞的詩作從不迴避人性的矛盾與掙扎,無論是愛情的狂熱、嫉妒的痛苦,還是對死亡的恐懼,皆以真摯的筆觸呈現,引發讀者對自我與世界的深刻共鳴。
3.支那文學與西方文學的對比:殞地與昇華
支那古典文學與西方文學的對比,宛如殞地與昇華的對照。前者囿於儒家倫理的桎梏,鮮少觸及人性的深層掙扎與社會的結構性問題。例如,杜甫的《茅屋為秋風所破歌》雖表達對民生疾苦的關懷,卻最終仍將希望寄託於「君王」的仁政,難以跳脫封建體制的框架。相反,西方文學如《悲慘世界》直接挑戰制度的不公,呼喚社會的徹底變革;《神曲》則以宗教與哲學的視野,探索人類靈魂的終極命題;莎士比亞的十四行詩更以個體情感為切入點,揭示普世人性的複雜性。
支那文學的虛無,源於其對權力與教條的妥協。文人們或為自保,或為功名,鮮有如但丁般敢於直面靈魂的試煉,或如雨果般無畏地批判社會的不公。他們的詩詞歌賦,多是自我安慰的工具,缺乏對人類命運的真正關懷。相較之下,西方文學以其對人性尊嚴的尊重與對自由的追求,展現了文學作為思想解放工具的無限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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